所谓的战时作战指挥权是指在朝鲜半岛“有事时”指挥韩国军队作战的权力。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是年10月，美韩签署了《相互防御条约》，美拥有在韩驻军权，标志着美韩军事同盟的开始。次年11月14日，韩美签署《对韩军事与经济援助协议议事录》规定，“大韩民国武装力量被置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作战控制权之下”，从此，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就由所谓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实为美军）控制，韩国失去了作战指挥权。

　　1987年，当时的韩国总统候选人卢泰愚首次提出收回作战指挥权，在韩军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1994年12月，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正式从驻韩美军手中收回了平时作战指挥权，在韩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韩国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仍在美军手中。2005年9月，卢武铉政府向美国正式提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2007年2月23日，韩美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在2012年4月17日将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同时解散美韩联合司令部。2010年，韩国总统李明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商定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推迟到2015年。李明博之后，同样出身于韩国保守政党的朴槿惠任韩国总统，2013年10月23日，朴槿惠政府与美国政府举行的第46次韩美安保会议《联合声明》决定，再次推迟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时间。可见，韩国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收回充满波折。

　　朴槿惠被弹劾下台后，文在寅于2017年5月就任韩国总统，被多次推迟的韩国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收回时间又被提到韩国政府的议事日程。5月11日，时任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表示，韩国拟于2023年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由于韩国总统的任期为5年且不能连任，文在寅的任期到2021年结束。如果韩国真的计划于2023年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就意味着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重任将落在文在寅的继任者身上。

　　情况却在不断变化，10月31日，韩国防长郑景斗和美国防长马蒂斯签署了《韩美防卫合作指针》，韩美还达成了《有条件地移交战时指挥权计划（COTP）主文本初次修订版》等3个成果文件。由此，移交战时指挥权所需的韩军主导联合作战能力评估进程将得以提速。据此，韩联社分析，韩方将在文在寅任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由上看出，李明博和朴槿惠等韩国保守派政治势力代表执政时，对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持消极态度，同时，韩国保守政府对朝采取强硬政策，导致朝韩关系和半岛局势紧张。而卢武铉和文在寅等韩国进步政治势力代表执政时，则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持积极态度，同时，韩国对朝采取和解与接触政策，朝韩关系缓和，半岛局势呈现和平与稳定。因此，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政策与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密切相关。对此，韩国《韩民族新闻》今年11月1日发表社论称，此前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被一再推迟，最大原因是韩朝关系的恶化和朝鲜军事威胁的增加。但最近半岛局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韩朝对话和朝美核协商重启，军事缓和动向逐渐具体化。现在以“朝鲜威胁”为由反对移交战时指挥权，名不正言不顺。

　　8月25日，韩国政坛老将李海瓒（卢武铉总统期间曾任国务总理）当选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新党首。韩国执政党发展势头正旺，而韩国保守派在野党矛盾与困难重重，正在走向衰微。一般认为，韩国下一届总统应该还是出自共同民主党，所以，不管是在文在寅任内，还是在文在寅继任者任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应该不会拖延太久了。

　　如果韩国能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意义重大。首先，将大大提高韩国在韩美同盟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韩美同盟关系将由“主从关系”逐步向“伙伴关系”转变，也就是说，韩美同盟关系正在悄然转型。其次，有利于朝韩和解与半岛稳定，在未来的朝韩各方面交流与合作（包括军事安全合作）中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来自美国的阻碍和掣肘，朝鲜欢迎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主张增强朝韩民族的自主性。第三，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之后对东北亚地缘安全形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推动东北亚各国重新评估和调整对韩国乃至整个半岛的安全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域外势力对东北亚地缘安全的干预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