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在中国共产党95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创建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谱写了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革命战争史诗的绚丽篇章，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道路自信的坚实基础。
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中国的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的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毛泽东说选择俄式革命的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这高度概括了中国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924年至1927年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共同目标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齐心协力，以摧枯拉朽之势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然而，1927年夏，风云突变。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违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背叛了革命。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疯狂地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屠刀，一时间大江南北血流成河。
血淋淋的事实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人：要革命，就得掌握军队，就得有枪杆子。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鼓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于是，从“八七会议”到1928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爆发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代表的大大小小100多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起义目标是攻取敌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敌强我弱，因而所有起义都遭到挫折甚至失败。
秋收起义进军长沙失利，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引兵井冈，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
但是，迈出走向农村的第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声炮响，在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十月革命的模式——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领导人、苏共领导人，包括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惊人的一致——走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走城市武装暴动的路子。这种认识，成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不二法则。
然而，相同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却不一定开出同等灿烂的花朵。所以，尽管路是有了，却注定是前路漫漫，曲折而修远。
在此后两年零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展红色政权，壮大人民武装，形成了“工农武装根据”的崭新局面，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基础，明确了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前进方向。
随着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另外12块根据地。
与此同时，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闹得南京国民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一个时期内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力量的发展。蒋冯阎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团意识到，共产党飞速发展的革命力量，已经由肘腋之患变成了心腹大患，成为了他们稳固统治的严重威胁。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局已定。他立即腾出手来，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围剿”与反“围剿”，就成了国共双方军队之间主要的斗争形式。
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6月，蒋介石总共调集6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三次“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之下，主要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总共歼敌7.5万余人，粉碎了“围剿”，壮大了苏区。
在反“围剿”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是中央苏区正式建立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阶段性成果。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纵观党的历史，毛泽东无疑是“三个自信”的奠基者。而这种自信，首先源自毛泽东在道路探索过程中的伟大创新。
